播報3月18每日電訊 在接受《足球報》專訪時，前國門區楚良表示，相比本屆國足能否突圍，他更期待的，是中國足球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國足獲勝方式的“可重復性”，更關切的，是以實力提升為基礎、以十年奮斗為周期，“重返亞洲一流”。

57歲的區楚良沖擊世界杯的空前紀錄由1次成功、6次失敗構成。作為門將，他先后跟隨施拉普納和戚務生，折戟1994和1998世界杯預選賽，2002年則在米盧率領下晉級韓日世界杯；退役后作為國足教練組成員，連續征戰了2010、2014、2018、2022四屆世預賽，先后輔佐過福拉多、卡馬喬、佩蘭、高洪波、李鐵。

為什么這四次的結果都是功敗垂成？區楚良從守門員教練的角度，將之歸結為三方面的不足：信息有限，對現代足球的理解有限，準備工作有限。“其中會有很多干預，但是這種干預的核心內部是怎么具體運作的，我接觸不到。據我所知是有的，這些干預和主教練的理解發生沖突的時候會產生什么影響，結果是顯而易見的。”

這些干預是對是錯、有無必要，他不做更多探討，因為“1000個人對足球有1000種理解”，但是“你既然選擇了這個人，就只能讓他去做”。而除了選人方式上存在的困惑，更具體、更深層的信息，他并不掌握，“其實都可能會有。”

那么2002年世界杯出線，和前后六次有何不同？“最大的特點，就是所有人對比賽充滿信心。”個中原因，他至今還在反思和求證。即便是熱身賽全負、球迷倒戈、媒體不滿，乃至初戰告捷依然被罵、主教練被喊下課……但那屆國足還是史無前例地出線了。“這是為什么？我應該怎么理解這些事呢？”他沉吟片刻，“總之那屆國家隊，對所有人來講都是最和諧、最開心、最有激情的一屆。”

區楚良覺得，主教練的能力和魅力固然重要，而“正確的干預、得當的保障、很多細節問題的妥善處理”同樣重要。他回想起紅塔基地每周四的新聞通氣會，各路記者擠在一個房間里，唇槍舌劍幾乎是家常便飯，那么米盧是怎么化解外部矛盾的呢？“可以說是個人魅力，但是現在回過頭看，它是一種公關能力。”此后的主教練，或閉門造車自行其是，或對外部聲音充耳不聞——其中確有不少說法讓人無法理解，但是怎樣讓別人和球隊同頻共振？他覺得這一點很值得注意，那就是“對公共關系的處理”。

除了以上原因，米家軍出線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和重大差異，那就是“球員質量”不同。“以前，我們在個人技術和體能上，起碼這兩點在亞洲是領先的，或者是在一流行列中的。只是在技戰術、在臨場心理上需要提高。”他說，“米盧來了，解決了這兩點。”

時光回到20世紀，區楚良參加過的更早兩屆世預賽。在他看來，1993年和1997年的國足，與之后的米家軍并不存在球員質量差異。“當時的人沒有問題，教練、隊員都沒有問題。”但那兩屆國足“對外部世界的認知”，與后來相比卻有極大的差異。

拿1997年那批隊伍來說，自信心明顯不如晚一屆的國足。“我們總把對手想得過于強大，總把自己當成弱者，其實我們當時的水平和能力一直處在亞洲的一流行列，完全可以讓你來研究我怎么辦，而不是我去研究你怎么辦。”他并不否認知己知彼的重要性，“但是你應該有充分的自信去碾壓對手，可很多時候，我們并沒有這么做。”

1993年，25歲的區楚良坐在伊爾比德的替補席上，目睹了國足小組賽0-1負于也門的那場著名的敗仗。他認為這種結果與預期之間的巨大落差，可能來自一種人性的弱點，“要么過度自卑，要么過度膨脹，這兩種心態都會讓球隊的表現天差地別”。

早前在杭州與米盧重逢時，后者相信國足能進入2026年世界杯。重溫這番舊話時，他的反應是反問：“你進入世界杯以后又能怎么樣？”他追問道，重返世界杯是不是意味著重返亞洲一流？“我覺得應該不是，因為足球的發展規律不是這樣的，它一定是你通過十多年不斷地努力去沉淀積累，一層一層地往上走。我們現在渴求如何進入世界杯，但是如果踏踏實實干十年，用十年把不同時期暴露的問題解決掉，那個時候，你會發現進世界杯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”

如果說國足當前的目標是爭奪8.5個名額，而且人人都喜歡爆冷、渴望奇跡，他也想。但對他來說，未來五到十年，并不指望國足會有明顯的、實質性的突破。“我更多的是希望能真正建立起完備的體系，真真正正加強實力、提升技術水平。”他說。

追問仍在繼續：“現在這支國家隊有什么資本去跟別人周旋？是速度特別快，還是防守硬度特別強？中場組織特別好，還是前場配合特別熟練？”他以中國香港隊在亞運會打進前四為例又問，再打一次會怎樣？“其實足球有很多東西是需要一種重復性的。就是今天我做到的，明天我還能做，我這一分鐘做的，下一分鐘、再下一分鐘還能做。”

“我們經常講‘有一沒二三’，你再做一次我看看？這種話說起來可能很傷人，而我們要求的就是‘有一有二有三’。”他說這不是個人看法，而是所有足球人的態度，“足球人一定要精益求精。能不能真正認識到這個問題，這是首要的第一步，否則你永遠不會去做。”